在百姓的帮助下，毛文龙兵不血刃的占领了天津，也保全了他一手缔造出来的天津。
但天津之凋敝，却让毛文龙触目惊心。10年间辛辛苦苦营造出来的繁华都市，只这一年的时间就被彻底的摧毁。这真应了那句话，10年建楼1日崩塌。而要想恢复，更不知道需要多长的时间。
坐在原先徐光启坐着的椅子上，摸索着椅子的扶手，毛文龙对自己的老哥哥郑宏达发出了请求：“天津的恢复，需要老哥哥帮衬，希望你能在一面主持世贸组织筹备大会的时候，一面担起天津恢复的重任。”
郑宏达当然知道恢复天津的重要性，不过他为难的道：“可是我是一个商人，不能插手政府事物的。”
郑宏达说的是实情，在中国，商人和外国的商人永远有一种根本性的区别。
外国的商人可以掌握政府，成为政府高官。但中国的商人一直被排斥在政治之外，即便到了开放的二十一世纪，在中国，依旧是政商两条线，绝不交叉。
一个人可以弃政从商，官商勾结，赚的个盆满钵满，但你见过即便是天下首富富可敌国了，能成为官员的吗？没有。
中国的政治官员都是从小培养出来的，不是根红苗正，就是五道杠少年。商学院的不是不可以，但出校门必定是进机关从政才行。
外国，富商成为总统屡见不鲜，但要想在中国坐上政治高位，一定是干净的没有一点商人沾染的政治体系出身的。即便应该是由内行主持的商务部，也绝对都是政治体系出身的，而不是成功的商人做领导。即便人人都知道这是严重的外行领导内行，严重的不和道理也没有办法。这一道鸿沟绝对不会被打破践踏。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跟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君们就都知道商贾利于国家富强，“利”和“害”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统治者都知道了商人的“利”，也都看清了商人的“害”。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成功的商人。而各诸侯国的君主们，对他只行关系对等的宾主之礼。却区别他的师兄弟们的敬贤之礼。
中国从古到现在的二十一世纪，职业排序几乎一直都是士农工商，认为商人游民不从事生产，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所以中国都鄙视商人，而改开近四十年来，企业家发展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公众对于他们的情感则是“羡慕嫉妒恨”。一方面羡慕有钱人，一方面又深信“无商不奸，为富不仁”。为政者知道商贾的重要所以才对他们严加限制。
这是因为商人富埒王侯之后，威胁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等级秩序。商人与威权专制，具有天性的冲突。这种冲突造成了中国的历史上商人这个群体被长期的、有组织的政治打压，这是权力使然。
中国的商人始终无法摆脱权力的阴影。而在地球另一边的欧洲，因为他们的落后于中原的农耕，这样他们不得不开始了的各种各样的规模商业活动。
这种活动需要明晰产权，才能完成交易。这确立了私有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若不如此则交易不能形成，交易不能形成每个人的生存就得不到保障，即便是有强权也不能轻易打破这个私有产权的神圣性，因为那种情况下会导致社会系统崩塌。由于这种活动是普遍的不可抗力的。因此，他们一开始对于商人、商业活动就是认可和尊重的，进而认可和尊重由商业活动产生的一系列文明规则。比如说私有财产权不可侵犯、公买公卖、相互平等、独立自由，因为你不独立的事做不成啊，你不是独立人咱们怎么谈呢？如果双方不是有自由意志的拍板，交易无法达成。而为了维护这种关系，商人们就一直努力的掌握国家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