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和实践经验之间，是有着巨大的差异的，一个人的性格绝对决定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人，或者说是一个合格的统帅的。
这么绕，其实说穿了很简单，那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毛文龙和天启现在相当后悔，后悔的一个想要跳午门，一个想要抽刀抹脖子。两个人都在不断的咒骂自己党争误国。其实也可以说叫做作茧自缚。
党争误国那是大道理，但党争先害了自己，这是现实眼前的事情，就比如这次。
天启安排张之及做随扈的主帅，一方面是便于指挥张维贤的三千亲兵，但其实在本质里，他先希望通过这次行动，让自己的弟弟拉拢孤臣党为自己所用，这就陷入了党争的习惯思维里了。
而毛文龙看到这样的安排，习惯性的也按照党争的思维定式，同意了这个安排，结果他和天启都忽略了，其实都是刻意的忽略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那就是张之及还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虽然谈论兵法夸夸其谈，但那就是家传上的知识，就是赵括。唯一比赵括强的地方，就是张之及经常带着几十个恶奴，和其他勋贵子弟的恶奴，打打城乡结合部的那种烂架，这算是唯一将战阵运用到了实际的地方。
而他的性格却是彻底的要了整个行动的命的地方。
张之及的性格是个四海的人，对谁都是称兄道弟，天下为义气为先，根本就没有一军主帅的严肃气质。而且为人大大咧咧，也就是性格是粗线条的，粗到了一种随遇而安的地步，让这样的人做一个需要严明的纪律，需要谨小慎微，需要指挥调度的军队的一军统帅，那就是去实践各种失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目的。
虽然还是弥补漏洞，将沉稳的杨嗣昌做了张之及的辅助，这让毛文龙很是放心了。他看重的是杨嗣昌是明末最著名的军事家，但要了老命的是，毛文龙忘记了，杨嗣昌是崇祯七年之后的军事家，现在还有十年呢，现在杨嗣昌不要说军事家，连个军士都不是。他现在是户部的一个郎中，对钱粮那是相当熟悉，做好了一个大军后勤总管，却对张之及的军事简直就是不管不问。这也是一个人的性格决定的，杨嗣昌是一个谨守本份的人，在他认为，自己管好自己的事情，不要随便插手别人的事情，那是僭越，那是对同僚的侵害，那是官场最忌讳的事情。
结果一个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是军盲二百五。一个是敢派，一个是敢去。结果事情就这样大条了。
张之及在皇帝站在午门上送行，父亲和百官一直送出京城安定门的荣耀里，带着三千京营精锐的精锐，英国公的亲兵，带着两百京城急于立功以恢复勋贵旧有的荣光辉煌梦想的勋贵子弟营，浩浩荡荡的转而向东，直奔山海关而来。
这时候的大明还没有如未来七八年之后，出了京城几十里就有流寇，就有剪径的强人的地步。
尤其是这天子脚下帝都之旁，更是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大路众横交错，往来商贾如织，行人士子逍遥而行，豪门车队呼啸来去。
近处村镇密集，远处田畴交错，鸡犬相闻炊烟处处，到处都是一片和谐绮丽的风光。
秋高气爽，田园恬静，信王骑在逍遥马上好奇的四处观望，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北京城，第一次感受乡村泥土的气息，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一切都让他好奇，尤其带着三千多大军浩浩荡荡前行，更让这个小孩子在好奇的情况下显得威武自豪，也就更加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