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韦昌荣简单的给王明山与庞聪聪上了一节战略课。开头这一句就让两位经历过战争年代却没有实际投身战斗的官员觉得豁然开朗。
韦泽的整体大战略或许能称为如意算盘，但是仅仅从战争本身的策划角度来看，整个战略本身并没有什么奇思妙想。归根结底就是原材料产地与新的国土两个要素。现在中国人口众多，人多地少，新国土都是能够支撑大量移民的地盘。
“我曾经觉得都督好战，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与那种内部问题外部解决相比，都督其实更注重的是国内生产力发展，战争与其说的目的，不如说是都督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如果都督真的是个好战之人，他就不会接受英国人在荷属东印度上的立场与调停。那是一定要打的。”韦昌荣也替韦泽做了些辩解。
王明山身为男性，他很认同韦昌荣的观点，好战就是打了再说。韦泽是达成底线之后就避免战争，这绝非好战之人才有的选择。
庞聪聪想法就不一样了，韦泽现在不打，可以后还是要打的。早也是打，晚也是打。既然打已经是必然结果，这不就是好战么？铁杆与非铁杆的不同就在于，庞聪聪坦率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韦昌荣毫不在意庞聪聪的质疑，他答道：“未来打，那是我们与英国人的力量对比有利于我方，我们打了之后能够得到的更多。这是先计算了利益之后才选择了战争，并不是先选择了战争再去计算利益，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而且都督说了一些有关战略的问题，我听不懂，所以也没办法给你们讲。大概的意思是，工业社会讲的是生产力，当生产力过剩之后，就需要释放，就跟水库的水满了之后就要放水一样。还有些淘汰落后，就如同水库要清淤。总之是个挺复杂的内容。大概意思就是对外战争是解决国内问题的手段，但是整个国家绝非是为了战争而存在的。”
这套战略理论对于19世纪的人未免太先进了，对于工业化认知水平比较低的中国高级官员更是理解不能。落后产能淘汰，新技术优先用于战争，以促进产业发展，这些理论构架都是在二战才有了比较系统的讨论。对于现在刚开始工业化的中国来说太先进太超前，连韦昌荣都没办法完全理解。在一个几乎能称为绝对匮乏的时代去讨论产能过剩，能真正理解的绝非是天才，而是怪人才行。
在火车上的几天，王明山与庞聪聪都受益匪浅，知识的增加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战略视野的宽广与提升才是最关键的。一个人从整个国家的角度看问题，原本的大问题往往变成了不是问题，原本的小问题又会成了极大问题。
黑社会问题仅仅从当地角度看得话，其实不过是地方上的一个麻烦的纠纷而已。可从国家高度来看，就是个抢夺市场的大问题。国家主导权在地方上遭到了侵蚀，地方政府或许可以接受，国家是绝不可能接受的。
韦昌荣在广东也待过好几年，他的到来更让整个广东党政部门都是一震。他接掌了政法委书记之职后在省委委员会议上就做了“决不允许任何有组织犯罪份子对抗国家经济秩序”的发言。
人事调动并非只有广东一地，湖南省的副处级干部左宗棠也被调到广东省负责起了宣传部门的工作，级别也提升到了正处级。一位正处级干部成为常委的一员，这也算是震动了广东政坛，大家都认为他升到副厅级干部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厅局级干部正职为行政五级，副职为行政六级，正厅局级及其以上级别为国家高级干部。
一名降将竟然有机会成为高级干部，无疑是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除了左宗棠之外，降将能够成为新政府一员的大概就是在安徽当了科长的李鸿章。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前满清的官员能够成为新政府公务员体系的一员，更别说成为光复党党员。左处长和李科长尽管地位不高，可名声却是远远超出他们的行政等级。
左宗棠倒是很有今亮的傲气，给他这个官当，他也就大大方方放手工作。与党校的同志们开了几次会议，做了具体调查，机关报《广东日报》上刊登出连载的《市场经济不容黑社会垄断》的署名文章。
文章以翔实的数据把最近五年来的广州四季菜价进行了分析，又把菜市场欺行霸市的介入时间列清楚。数据对比之后菜价明显出现了提高的迹象。随着黑社会在广州农贸市场的垄断程度提高，菜价也持续提高。随着地下秩序的稳定，菜价就稳定在一个最高点，并且维持下来。
与这个数据进行对比的则是全面披露黑社会组织也从强制阻拦农民进城，半途低价收购农民蔬菜，以及对各个摊位收取保护费的做法，以及各种收取的费用。这些费用的总数一计算，每年广州居民们竟然要付出上千万的额外支出。这些钱既没有进入国家的国库，也没有便宜到广州居民，而是被黑社会份子给拿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