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先申明：本章主要为引出东方朔，岂料又嗦了半章才写到，写作状态不太好，修改删减许久仍觉有灌水嫌疑，着实愧对读者。）
现今大汉朝堂，论及身居高位的齐人，自是首推丞相东郭咸阳。
二十载光阴，昔年的齐地盐商，脱商入仕，步入朝堂，直至高居相位，为百官之首，虽是幸得天家恩眷，却也不乏自身的奋进不怠。
尤在大农令十年任内，辅佐今上改善民生，富国基业，使得大汉百业兴盛，百姓富足，实打实的经世之功，朝野皆无人可出言质疑。
如此贤臣，在民间的声望自然不错，淳朴的大汉百姓又爱屋及乌，连带齐地东郭氏都渐渐声名鹊起。
自东郭氏本家迁居长安，将族业尽数交由家族分支打理，本家之人再未操持商贾之事，随着东郭咸阳步步高升，一众嫡亲皆得荫蔽，尽数脱了商籍，子侄入仕再无阻碍。
东郭老爷子见得儿子这般光宗耀祖，更为东郭氏奠定了世家根基，饶是年愈古稀，却是愈活愈精神，终日容光焕发。
多年与高爵勋贵往来交际，老爷子早已掩去商贾惯有的铜臭味，言行举止间更是养出几分贵气。
饶是如此，想厚植世家底蕴，却非朝夕之功。
正如后世之言：欲培养一位真正贵族，需要三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
大汉现今最具名望的世家大族，多是“累世公卿”，更有如廷尉汲黯出身的汲氏，自春秋时的卫国，历朝皆荣任卿与大夫，家世之显赫，底蕴之深厚，使得高祖刘邦都曾赞叹艳羡。
反秦时，闻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语，刘邦自是欣然认同；然待其夺取天下，坐上帝皇宝座，再听这话就觉得很膈应了。
奈何刘氏确是泥腿子出身，往溯祖宗十八代，都寻不出沾亲带故的王公贵族。
正因如此，历代汉帝对世家大族皆采取两面手段，想方设法的打压关东豪族，扶持新崛起或徙入关中的世家，昔年的吴楚七国之乱，叛军之所以能在短短月余席卷大汉的半壁江山，一路势如破竹，不乏关东豪族暗为臂助。
及至刘彻即位，关中世家已然势大，且是盘根错节，冒然清洗怕是会动摇国本，弊大于利，只能逐步分化削弱，抑制旧有世家，同时拔擢更多无世家背景的公卿将相，扶持其更多新世家以为制衡。
二桃杀三士？
倒也不至于，只是人人皆有私心，世家愈多，彼此间的利益冲突愈是不可避免，不易出现“三家分晋”类似的情形。
因此缘由，皇帝刘彻非但在军中扶持起李氏和公孙氏等新军系，亦乐见出身寒微的文臣举族迁居京畿，厚植世家底蕴，诸如齐地东郭氏、南阳孔氏、洛阳桑氏，皆如是。
现今的长安城，刘氏王侯与新旧世家彼此制衡，反倒不似昔年般动不动就有人跳出来闹腾了。
要晓得，昔年刘彻以太子身份监国时，文武百官皆在大殿长跪不起，非得见到皇帝不可。
如此默契的“逼宫”，饶是为首的袁盎等元老重臣乃是秉持忠君之心，然刘彻每每忆起，仍是头皮发麻，脊背冒汗。
群臣太“团结”，太“默契”，绝非好事。
久居朝堂之人，惯会体察圣意，该如何应对，亦是心知肚明。
东郭咸阳更是心思通透，自身不与旁的公卿将相私交过甚，却又让家人常邀文人雅士入府飨宴，且多为修习公羊学说的齐地儒生。
受邀的儒生多是不知内情，只道东郭咸阳崇儒，却不晓得，他压根就不喜儒家学说，反倒商圣范蠡的《陶朱公生意经》自幼倒背如流，之所以让家人飨宴齐地儒生，无非是为彰显自身与旧世家理念不尽相同，顺带教东郭氏得了礼贤下士的好名声。
丞相国政繁忙，自不会亲自设宴接待寻常士子，倒是东郭老爷子乐此不疲。
“多沾书卷气，洗尽铜臭味，方可使我东郭氏累世不衰。”
老爷子营商半生，昔年吃足了“抑商”的苦头，深知豪商巨贾饶是家赀巨亿，在高官显贵眼里，亦不过是蝼蚁般的存在。
华夏历朝历代，有钱终不如有权，莫提甚么富可敌国，但凡狂妄到自以为能掌控民生命脉，以此要挟朝廷的商贾，纯属作死！
最牛的吕不韦，靠的也不只是钱，况且终究不得善终。
（顺带借此回复某些读者评论，甚么商人有钱不满足，造反作乱的说法，实在杞人忧天了，华夏不是欧美，无论神权还是财权，从未真正动摇皇权，至于后世……你们懂的。）
今岁三伏，因着皇帝陛下有意修筑京南铁路，少府和大农府辖下各府司仆射唯恐拖延惹得陛下不悦，召回不少离京避暑的属官，处理相关事务。
东郭咸阳官居丞相，除却皇帝陛下，无人能召他回京，然呈请他核阅的公文纷纷送至，使得他也无心躲闲，索性早早返京，每日皆到相府处理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