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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四直属州之新任刺史，已尽数安排到位，即日便会走马上任，加之去岁所任命的三个直属州刺史，我朝新增直属州刺史七人，直属州已达十五之数。”勤政殿中，李嗣源放下手中名册，对殿中的李从璟、冯道等人道，“朝廷直属州之刺史，都乃朕与卿等悉心选拔，将担负往后州县推行新政之重责。”
“首批新政，法令有六：其一，整顿赋税，轻徭薄赋，凡农丁十五税一，仍以春夏两季征收，准以实物缴纳，不必再兑换银钱，除此之外，再无其它科目杂税；其二，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整修田亩，州县各级官衙，当免利租借农具、耕牛，以保农时；其三，抑制土地兼并，凡富豪之家，以去岁算民结果为依据，田亩、仆役、佃户等皆不得再增加。”
“其四，镇设草市，县设市场，鼓励商贸，不得再课以重税，无故刁难、克扣商贾财物者，重刑论处；其五，凡下州，镇军不得过千，中州，镇军不得过千五，上州，镇军不得过两千，县邑不论大小，置弓手一都，刀手一都，马军一队，以清境内匪盗。各道要塞驻军，统一受朝廷管辖，而钱粮自本州赋税中出；其六，鼓励镇乡士子立私塾，县学生员不得少于百人，凡朝廷开科取士，进京赴考士子，由州县资助部分旅费。”
从李嗣源口中说出来的新政法令，自然很是简洁，而下发到州县的法令，逐条逐句都有相应注解，论述极为清楚，更不会有模棱两可的疑问。
农业社会的基本是农业，新政核心，当前仍旧是农事，赋税制度仍旧采用两税法，不过百姓不必再将实物变卖为银钱，再交给官府，如此一来自然给官府收税造成了一些麻烦，但对百姓而言，则能避免在出售实物过程中，被官府与豪强相勾结恶意压价。
而至于收上来的实物，是由官府以市价售给商贾，将钱粮运抵京都，还是分类处置，则根据各地情况另作打算。
既然是新政，就不能是某些地方的新政，该在全国范围推行，藩镇也不能避免，然而难处也正在于此。
这回朝廷却不打算再给藩镇喘息之机，涉及军事的敏感部分姑且不言，新政中的农事、商业部分，却要藩镇也不折不扣执行，为此朝廷早已商议妥当，将由李从璟巡查各镇，监督此事。
天下并非不能治，治国难便难在治官、治吏，在触碰既得利益者的奶酪，这种既得利益，其实大部分都非是大奸大恶之利。
例如漕运转运时，官吏从中克扣钱粮，事实上，自漕运出现以来，从来都是一条极大的利益链，其中的黑幕与渔利之丰，堪称惊人——后世清朝有一漕运总督，吃猪、驴肉从来都是整只猪、驴只取一小片，极度奢华，可见其中黑利之厚。
但这些问题若是不加以遏制、解决，民脂民膏即便再多，都只能进入官吏私囊，而到不了朝廷手里。
当然，新政的重心还是在于十五个直属州，这是主要矛盾，要想今年赋税情况好转，主要精力得放在这上面。
李从璟在滑、濮州二州忙碌一两个月，颇有成绩、心得，而直属州刺史、官吏又基本都是精挑细选的，两者相结合，只要天意不弄人，形势还是可以期待的。
可以说，天成二年开始的这场新政，汇聚了以李嗣源、李从璟、任圜、冯道、李琪等人为首的大唐俊杰的全部智慧和心血，又辅以莫大的决心，而这些人莫不是一时人物、一时之选，可谓倾一时之力。
天成二年上元节刚过，天成新政的第一批法令，即已下达到大唐境内各州县，十五个直属州刺史，以及刺史下的各级官吏，大部分都对此翘首以盼，摩肩擦掌。毕竟对于有真才实学，渴望一展抱负，做实事的士子而言，这样的新政正是他们所日夜期盼的。
此正大展宏图之时。
如今的大唐，算不得稳如泰山，毕竟两川蜀地、荆南可谓是云波诡谲，然而好在边境没有外患，草原、渤海都很是安定，而国内藩镇，经过去岁李嗣源父子的铁血手腕洗牌之后，也都夹着尾巴做人。
藩镇无异动，其实不难理解，谁刀子大，谁脾气不好，谁就是大爷，当藩镇觉得朝廷软弱可欺，能欺负、好欺负的时候，自然不会将朝廷放在眼里，而一旦忌惮起朝廷来，谁会无缘无故犯傻，跟自己性命富贵过不去？
新政一经下达，便如火如荼进行。
秦王府。今日，李从璟要在府中见一个人。对此人，李从璟表现的云淡风轻。他如此，秦王府的人更是如此。事先几乎没有一个人，重视李从璟要见的这个人，哪怕李从璟心底实则很看重此人。